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二〕

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三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汝汉界。”又问：“汉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东西两川……”阿保机忻然曰：“闻西川有剑阁，兵马从何过得？”……阿保机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这一记载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阿保机对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势的了解和关注。姚坤此行系为庄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说明阿保机对汉地局势的了解绝非局限于中原王朝之来使，很可能他有意识散布耳目，收罗信息。更有甚者，他很关心后唐灭前蜀这样与契丹并无直接关联的大事，甚至还知道剑阁之险。很显然，他对中原的关注绝非一个甘于偏处一隅、目光短浅的“蛮”族所能有。相反，所谓“欲自往洛阳”，又谓明宗继位“当合取我商量”，阿保机在对话中处处表现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庄宗被弑后，“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谓“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说明阿保机在心目中并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时渤海已平，太祖要后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标即是南下中原。虽然阿保机表示他非欲直接统治汉地，而是准备通过汉人实行间接管理（“令汉儿把捉”），但这很可能系其诡诈之辞，一方面是为缘饰自己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笼络手下的汉人将领。同样的事情在太宗朝也发生过，太宗曾分别许立赵延寿及杜重威为帝，但灭晋后并没有实践诺言。

    阿保机与姚坤的对话表明，灭渤海后阿保机已决意南下，其最终目标是问鼎中原。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经提到，阿保机崛起的时代，不仅中原板荡，漠北也不存在统一强大的的游牧政权。也就是说，在契丹建国初，摆在太祖面前，有两条发展道路可供选择，要么南下中原，要么进据漠北。但阿保机似乎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后者。天赞三年平定漠北，是在南下受挫后采取的策略，而且只是为了保证他日南下后方的安全，平定后太祖也没有留下戍守的部队。按《辽史·萧韩家奴传》，韩家奴在回顾立国以来契丹的西北政策时说：“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风悉降，西域诸国皆愿入贡。因迁种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国，不营城邑，不置戍兵。”可见当时阿保机完全没有考虑继承回鹘汗国，以漠北为大契丹国的中心。在漠北与中原这两个选项面前，阿保机为其大契丹国所设定的发展方向显然是后者。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据《辽史·太祖·淳钦皇后传》，太祖应天后三世祖系回鹘人。这似乎暗示契丹可能与回鹘存在传承关系。但是，在政治领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契丹承袭了回鹘的制度。不仅如此，《皇子表》“迭剌（阿保机之弟）”条曰：“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迎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所谓“无能通其语者”，当然包括应天一族，可见这一家回鹘后人早已数典忘祖，完全契丹化了。

    总之，通过对阿保机称帝后所为所言的分析，说明阿保机在建立大契丹国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原王朝为样板，他所设想的大契丹国的版图，也应当包括中原。而漠北草原腹地，在其心目中并不占特殊位置。几经挫折后，阿保机选择了先平定后方、再图南下的策略。可惜的是，他在征服渤海后暴卒，此志终成未竟之业。

    如果说阿保机有野心将中原纳入版图，那么他对如何统治中原是否有过一定的（当然是粗线条的）构想呢？由于他在征服渤海后即辞世，关于这一问题没有直接答案。但无风认为，阿保机对继承人的选择，会是理解他的政治意图的关键。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继承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出他对大契丹国未来的设想。

    太祖在世时所立的皇太子是长子耶律倍，但最终继位的并不是耶律倍，而是其次子德光。有学者怀疑，德光取代太子是太祖本人的意愿。此说的立论基础主要有四。其一，《辽史·耶律屋质传》谓太祖遗旨立太宗。不过，细绎传文，我们会发现，所谓“太祖遗旨”实属子虚乌有。《屋质传》载辽世宗即位后，不为太祖应天后及其少子李胡所认可，双方兵戎相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屋质挺身而出，充当调停者。文曰：

    时屋质从太后，世宗以屋质善筹，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太后得书，以示屋质。……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书示汝？”……乃遣屋质授书于帝。……（屋质）谓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屋质正色曰：“……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帝谓屋质曰：“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对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屋质是太后信任的人，而为世宗所敌视。这可以得到其他记载的佐证。《耶律海思传》云：“太后遣耶律屋质责世宗自立。屋质至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又《萧翰传》谓“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后宣称德光继位是太祖遗愿时，却“正色”驳斥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而太后也就没有再坚持。这说明，“太祖遗旨”纯属子虚乌有，可能系太后一时起意，信口雌黄，这在时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据《太宗纪上》，德光继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德光）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义宗倍传》的记载更为明确，曰：“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所谓“让位”，实属无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遗诏传位德光的话，太后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让位，费心导演这一出掩人耳目的闹剧呢？

    德光为太祖属意说的证据之二，是《李胡传》中阿保机对诸子的这样一段评价：

    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姚从吾据此以为巧不及成，说明阿保机属意次子。但邱靖嘉对此作出过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从文意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结论。太宗虽“先至”，但“不择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见得胜过虽“后至”但办事周全的人皇王。

    太祖弃倍说的第三条证据与“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关。据《太祖纪下》，天赞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职。蔡美彪认为此乃皇储专职。“天下兵马大元帅”第一次出现在辽朝史料中即是此处，德光系其首任。无风认为，此职可能确为德光而设，但这并不能证明此职设立初即为皇储尊号。蔡文所提出的支持该职为皇储封号的证据都来自于德光之后，无风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之所以变成皇位继承人的专利，可能正是因为太宗是从这一位置登上宝座。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帅后，虽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统军出征，但其在中央决策中的作用依旧。据《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太祖在宣布大举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权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书，特意提到“宪章斯在，胤嗣何忧？”这句话恐怕针对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当时确有反对耶律倍的声音，但太祖亲自现身说法，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时，耶律倍受命监国，这更表明了太祖对其绝对信任。太子虽未参与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划者，并于天显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后，直趋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围攻忽汉城时，他更是直接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这说明在德光任大元帅后，太子仍然在辽权力中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相反，我们还没有发现太祖在位期间德光参与中央决策的记载。

    德光为太祖所立说的第四条证据来自《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文曰：“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所谓“太宗必兴我家”，仅见于此，从上文分析来看，并非没有可能为太后所捏造。比如，《李胡传》谓“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而从上引太祖对诸子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李胡。因此，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澄清阿保机为何以耶律倍主东丹。

    这似乎可以看做太子主东丹系避让太宗说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变了对耶律倍的看法，准备让德光继位，他不会愚蠢到用封东丹的方式来处理失宠的太子。阿保机一生多次经历诸弟之乱，他对皇室内乱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为了保证他亲手建立的大契丹国不至于在其死后陷入内战，他肯定会尽量做出安排，争取消弥这种可能。他应该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继位，曾被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很有可能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东丹交予他，无异于大大加强了他发动叛乱甚至成功颠覆德光政权的可能。而《义宗倍传》载“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说，在太子得知太祖的死讯后，他并没有在东丹集结军事力量，带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军队。这说明耶律倍认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太祖已经决定让德光继位，太子不可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实上，耶律倍为这一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光继位后，他一直不被允许返回东丹。而德光多次巡幸东平，其目的应当是安抚东丹国内支持前太子的势力。

    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耶律倍主持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太子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耶律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太子长期留在东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太子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太子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来自于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耶律倍之汉化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耶律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象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象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无风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耶律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腹。而契丹大字以汉字为其参照，那么突吕不本人应当通晓汉字。

    太祖为其继承人及次子设计的汉式教育，在辽代早期的整体文化氛围中，显得特别富有深意，无疑带有强烈的主动性和个人政治取向。阿保机对儿子的未来的设计，恐怕就是他对大契丹国的未来的期望。一个高度汉化的继承人，其对中原的野心，以及称帝建元、立皇太子、建皇都、尊崇孔圣等汉化措施，这种种迹象之综合，反映出阿保机理想中的大契丹国，是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化王朝。

    契丹崛起之初，中原纷乱，而漠北亦无王庭。也就是说，其时阿保机有两个选择，北上占据草原，延续回鹘汗国的传统，或者南下争夺中原。但辽太祖却从未真正考虑过前一个选项，他的目光始终投向南方。对于唐末中原局势，阿保机相当明了。后梁建立之初，他一方面向朱温示好，乞求册封，另一方面亦与沙陀李氏交通。在两虎相争不下的形势明朗后，太祖索性不再朝梁，于916年称帝建元，建立了大契丹国。

    阿保机所建立的这个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汉化色彩。称帝建元、立太子、建皇都及尊孔等，俱系其证。而他为大契丹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是入主中原。在神册、天赞两度率大军南下克地未果后，他总结教训，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辽太祖亲自选定的继承人是长子耶律倍。他为太子设计了汉式教育，从这点可以推断，在阿保机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

    也就是说，一代开国之君辽太祖阿保机为其创立的大契丹国设计了汉化之路。这一选择，固然是其个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之表现，但也应当与契丹长期历史发展有关。与拓跋鲜卑相似，在建立王朝之前，契丹是一个长期附塞的民族。唐朝前中期，两度在契丹设立羁縻州府，契丹与中原关系密切。虽然回鹘崛起后，契丹一度依附回鹘，但在回鹘汗国瓦解后很快恢复了对唐朝的贡献，汉地社会对契丹的影响也逐渐加深。《辽史·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一夕，折关遁归国，由是遂为决狱官。”据蔡美彪考证，此系契丹专任司法官之始置，这应当归功于唐制的影响。又据《太祖纪赞》，阿保机之祖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其父撒剌的“始置铁冶，教民鼓铸”，其叔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己有广土众民之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汉地政治传统的接受恐怕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诚然，从文化角度而言，辽初汉化的确并不明显。不过，文化上汉化的实际程度，与政治上的汉化主张并不必然完全同步。精英人物的政治理念，不必完全受限于社会整体的文化氛围。对于有为之君，尤其是作为开国君主的阿保机，我们不应以常人度之。

    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