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二〕

    憨娃儿出手从不留情，王宗范的牙兵岂是他的对手？一名离得最近的牙兵上前掣枪欲刺，被憨娃儿猛然前跃，一记金乌天降打了个脑浆迸裂。

    另一名牙兵见了，慌忙从背上取下弓箭，弯弓搭箭射出一箭。憨娃儿以耳当眼，顺手一抓一掷，那箭便反插进了牙兵的咽喉。

    王宗范见他举手投足之间连杀两名牙兵，大吃一惊之下，反应也是极快，来不及思考李曜为何出现在此，怒声喝道：“擒贼先擒王！李存曜，某来拿你！”猛然抽出腰间长剑，朝李曜疾冲而来。

    李曜不与人对阵已有数年之久，但一身功夫却也从未落下，闻言也抽出横刀，傲然道：“那却要看夔王能耐如何了！”

    王宗范所用兵器说是长剑，但唐朝的“剑”，其实仍是以横刀居多，也就是后世日本刀的始祖，只是不加弯曲，平时用正面刃口对敌。他的剑法是为战阵所练，风格自然是大开大合，此处乃是山林，略微有些施展不开，十成本事，只能发挥七成。

    李曜所用也是横刀，不过他的三十六路青龙剑法却并非专为战阵所学，而是颇有游侠儿之风，在单人对战之时，反占优势。最近几年他亲自冲锋陷阵的时间越来越少，亲自对敌更是罕见之极，按说在对敌经验上必然不如王宗范。然而武学一道，除了勤修苦练，也有悟性一说——其实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自己和对手的优缺点进行判断，继而扬长避短、争锋相对——而在这一点上，李曜却有优势。

    事实上无论李曜还是王宗范，都绝非憨娃儿那种以力取胜的悍将型武将，“一力降十会”完全不是他们的对阵特点，因此他二人的对阵，从一开始就更加偏向于“智力型武斗”。

    王宗范抢上前来，招招抢攻，每一招都是出招迅速，但仔细看来，却都是致伤致残却不致死的招式。李曜却一反在指挥作战时那种随时抢占主动权的做法，毫不在意退让，只求将王宗范的招式防得严密，不使其有可趁之机。

    事实上，他二人对战局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因为有一个前提几乎是肯定的：王宗范剩下的三名牙兵绝非憨娃儿的对手！

    王宗范知道自己一旦拿不下李曜，待憨娃儿收拾完剩下的三名牙兵转身来斗他，自己也绝非此人的对手。他此刻已经明白李曜口中的“憨娃儿”，必然是名动天下河中军“擎天一柱”朱八戒！朱八戒号称“马前无三合之将”，威名直逼李存孝当年，王宗范又不是鲁莽之辈，岂敢看轻半点？

    然而问题是，眼前这位大唐右相，竟然丝毫不弱！王宗范觉得自己疾风一般的攻势在他面前就像遇到了一座大山，山上树木虽然被疾风吹动，但那山体却永远巍然不动。李存曜虽然时不时就后退避让，但那明显是深悉自己欲速擒而结束战局的心思，才做出的判断。王宗范连攻十余招，虽然将李曜逼退七八步，却连李曜的衣角都没沾着，瞥眼一看憨娃儿，他果然已经在追杀最后一名牙兵了。王宗范心中顿时生起一丝不妙。

    果然，李曜的剑法这时好像猛然变了风格，口中低喝一声，再不退让，反而迎着王宗范的剑锋硬接一记。这一下大出王宗范意料之外，本想将原本的六七成力道加到十成，可瞬息之间哪能做到？

    只听得“锵”地一声，金铁交鸣，王宗范闷哼一声，身子一晃，似要稳住，却力不能力，踉跄着退了三步，手中长剑已然断做两截。

    原来李曜见王宗范分神，立刻聚集全力反击一刀，以硬碰硬，在这一瞬间扭转攻守之势。

    心战胜于力战，对于这一点，李曜已经掌握得极其熟练了。

    王宗范见憨娃儿已然提棒前来，倒也干脆，扔掉长剑，怅然道：“我败了。”

    李曜笑了一笑，横刀入鞘，道：“此刀名叫‘守正’，年前我亲自监工制成，今日虽未见血，也算开了个好锋。你虽败于我手，其实是败于此刀。”

    王宗范却摇头道：“我并非败在这把刀上，而是败于心思被你看穿。”

    李曜仍然微笑，道：“那便是败于此刀。”

    王宗范微微蹙眉，一时不能理解。

    旁边黄崇嘏忍不住道：“夔王还不明白右相的意思么？他这刀，名叫‘守正’，方才他之所以赢你，也正是因为‘守正’二字。”

    王宗范面色微微一变，想了想却摇头：“敢问右相，你如何知道自己所守的，就是正？”

    李曜道：“我《新儒论》中有说，儒之大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我心中的正。我坚守此心，便是‘守正’。”

    王宗范虽也学文，但论辩才，哪里是李曜的对手，当下语塞。

    智乾却问道：“若按‘为生民立命’之说，右相东征西讨，大纛旗下游魂无数，却该如何理解？”

    李曜不知他的底细，但刚才暗中偷看时已经知道他与王宗范本来并非一伙，而且看起来面色和善，并无杀气，便回答道：“大唐并非西天极乐世界，天下纷争，非由我起，非我能止。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让天下尽可能快地恢复太平。我的关中河中等地兴修水利、开荒劝农，又农商并举、鼓励创新，无非是希望世间万民俱能平安喜乐，为此即便被某些人斥责为变乱风气、奇巧淫技也在所不惜。”

    智乾还欲说话，王宗范已然问道：“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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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近来对契丹、渤海以及前蜀着墨见多，有些读者似认为偏离本书大纲，与主旨无关。前蜀是中原版块，读者诸君大致还能理解无风的用意，契丹与渤海大概是有异议的地方。这篇附文主要以契丹来说明我开始加强这些周边势力着墨的重要性。

    历史上，公元907年时，唐朝灭亡之时，阿保机即契丹可汗位，比本书中即位略迟数年。按照原历史，9年后，阿保机仿汉制称帝，建元神册。无风以为，对916年这一时机选择的准确把握，离不开对907年的理解。而要明白907年的决策背景，又必须对唐天复元年阿保机主政后的作为进行分析。

    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契丹乘时而动，时有入寇幽燕之举。但在阿保机崛起之前，由于没有一位强人领袖，契丹南下侵扰，在军事上并不成功。而天复元年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菫的身份主政后，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观。根据《辽史》，唐天复二年七月，即阿保机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阿保机对中原政局的介入，不仅表现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中原军阀接触，周旋于唐末最强大的两支藩镇势力晋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间。天祐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辩，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也完全是另一副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梁开平二年（908，即阿保机称可汗第二年）阿保机遣使至梁求册封事虽不见《辽史》，但除上引《新五代史》外，又见于《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及《资治通鉴》，当无可疑。不过，由于他并没有兴兵攻晋，封册一事就此作罢。但梁乾化二年（912）之前，阿保机与朱梁仍有较多来往。同时，他也并未与河东李氏决裂。据《辽史》，辽太祖二年正月，李克用卒后，阿保机“遣使吊慰”。而据《旧五代史》，其时潞州将被梁兵攻破，危在旦夕之际，李存勖向阿保机求救，阿保机“答其使曰：‘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助子耶？’许出师。会潞平而止”。“许出师”云云，疑是敷衍之语，不过这也说明他认识到朱全忠虽能废唐帝而自立，但恐尚无能力统一中原，因此仍然选择依违二者之间。

    梁乾化二年后，史料中再也见不到阿保机遣使赴梁的记载。同时，我们也看不到他与河东有何联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阿保机转而臣服李氏。这是为什么呢？朱梁自立国之日起就与沙陀李氏连年交兵，乾化元年柏乡大败后一直处于劣势。乾化二年，梁太祖为次子所弑，朱梁陷入内乱，其前景更为阴暗。但同时，河东李氏也还没有能力在这场纷争中取得绝对优势，中原形势可谓一片混乱。阿保机乾化二年后既不朝梁也不聘晋，不仅反映出他可能一直密切追踪中原局势的发展，而且暗示他可能已有称帝的念头。

    但此时阿保机称帝的时机还未成熟，契丹内部挑战其权威的还大有人在，其可汗之位并不稳固。太祖五年至七年，阿保机诸弟三次叛乱，他的政治前途险象环生。太祖七年诸弟之乱平息后，八年阿保机对异己势力进行了全面清算。公元916年，阿保机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称帝建元。对于这一时机的选择，当然与内乱平定有关。不过，从上文的分析来看，这可能也是因为912年以来朱梁李晋相持不下，中原局势异常混乱，让阿保机清楚地看到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

    那么在阿保机的心目中，他所建立的大契丹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称帝建元，是在统治者称号和政权纪年方式这样关键性的礼仪方面模仿汉制。而匈奴、柔然、突厥及回鹘都未称帝，亦不建元。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这是在礼仪和统治者继承人的制度性安排两方面采用汉制。此后辽太祖又有进一步的措施。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按《五代会要》，“契丹本无文字，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契丹与事者有耶律突吕不及鲁不古，据《辽史》其本传，前者以赞成功“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后者“授林牙、监修国史”。契丹国书的创制，应与王朝政治有关。国子博士、知制诰、监修国史诸职，是中原官名。这些都反映出阿保机的汉化倾向。神册六年五月，“丙戌朔，诏定法律，正班爵。丙申，诏画前代直臣像为《招谏图》，及诏长吏四孟月询民利病”。此处的“正班爵”尤非虚语，阿保机对其时契丹诸职的品级班列进行了明确规定。事实上，早在他称可汗期间，就已变现出汉文化对其的影响。太祖七年平叛后，阿保机“次昭乌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游牧文化素贵壮贱老，所谓“省风俗，见高年”云云，当来自汉地传统。

    神册年间能体现阿保机汉化倾向的还有两大事件。一是神册三年在草原上建立皇都，即后来的上京。游牧族政权往往并不需要都城，常常只有王庭或牙帐，因为其中央官僚机构和全国性的经济贸易并不发达。如果单纯从行政或经济角度着眼，神册三年阿保机还未征服渤海，也还未据有燕云十六州，而草原上新建的城市不是属于皇帝私有，就是头下军州，契丹完全没有必要建立像皇都这样庞大的都城。那么，阿保机建皇都，就只能从礼仪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皇都与称帝一样，是阿保机采用汉地王朝的礼仪模式，来论证君主权力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同样表明阿保机汉化倾向的第二件大事是神册三年五月，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值得注意的是，孔庙列在了佛寺和道观之前。神册四年，阿保机“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这就说明，神册三年诏中的次序含有深意。《义宗倍传》记载了这份诏书背后的决策过程：

    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所谓“佛非中国教”，正毫无保留地说明阿保机心目中的模仿对象正是中原王朝。神册四年，他亲自去孔庙祭奠，同样表明了他的态度。

    以上讨论说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阿保机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汉式国家。与此同时，契丹权力中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韩延徽、康默记与韩知古为首的汉人幕僚群体，而且阿保机重用的契丹贵族中也多有汉化颇深者。那么，在其心目中，大契丹国的疆域是否应当包括中原呢？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阿保机称帝后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

    神册元年前，契丹南侵仅以掳掠为目的，攻破汉地城邑后随即退走。但神册元年，契丹对汉地政策则有一个重大转变。《辽史·太祖纪上》载：

    （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其围蔚州，敌楼无故自坏，众军大噪乘之，不逾时而破。时梁及吴越二使皆在焉，诏引环城观之，因赐滕彦休名曰述吕。

    这是史料中契丹改变其掳掠政策，试图占领统制汉地的最早记载。同样能说明阿保机雄心的，是他在梁和吴越二使前夸耀自己成就的举动。据《太祖纪上》，神册元年四月“甲辰，梁遣郎公远来贺”，“六月庚寅，吴越王遣滕彦休来贡”。我们注意到，梁乾化二年之后阿保机不再朝梁，至此已近四个年头。此时后梁大将杨师厚已殁，梁军在与晋军的交锋中连战连败，军事形势非常不利。郎公远此来，可能系梁末帝主动拉拢契丹，试图建立针对李晋的同盟。刻意引中原二使，尤其是自称承唐之正朔、阿保机曾求封册的梁之来使，在契丹攻破之蔚州“环城观之”，让人可以揣摩到阿保机的不臣之心。

    但神册元年攻下山北诸州后，契丹并未能据守。翌年又围幽州，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攻坚战，在李存勖的援军到来后幽州围解。因此，神册初年阿保机在汉地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太祖将视线投向了辽东地区，开始重点经营辽阳。神册三年十二月，阿保机“幸辽阳故城”。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同年五月，阿保机“至自东平郡”。在半年时间内，他至少两度来到辽东，说明了对这一地区的重视。无风以为，阿保机对辽东的经营是其在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不顺利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同样意味着他对农耕地区的重视，也应当在汉化的大背景下考虑。

    阿保机针对中原的另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发生于神册六年至天赞元年（922）间。其时镇州张文礼和定州王处直受到河东李存勖的军事威胁，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机南下之初，进展顺利，攻破涿州，挺进定州，这时李存勖已亲率大军赶至，双方在定州附近大战。李存勖一度被围，形势十分危急，最终血战突围，契丹军遂退。这次南侵也以失败告终。

    定州之败给了阿保机一个很深的教训，让他冷静下来，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虑之后，他转变主攻方向，在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国的短期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当日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赞四年十二月，他再度亲征，兵锋指向了渤海。

    为了保证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机假意与后唐修好。《五代会要》载同光三年（925，辽天赞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来贡方物”。天显元年渤海定后，阿保机“以平渤海遣使报唐”。而后唐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后“遣姚坤以国哀告”。

    史籍中详细记录了姚坤与阿保机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阿保机之政治雄心意义重大。《旧五代史》载：

    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侧……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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