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至于决定,那是主帅的事,总参在此应该全面分析,这也是在总参筹备之前右相就特别交代过的。
因此他决定把话说完,继续道:“米仓道以越米仓山而得名。自南郑向南循山岭经喜神坝、渡巴峪关,越山岭之后沿南江河谷至巴中,是为米仓道。由兴元入三巴,此为捷径。建安二十年,曹操讨张鲁,张鲁即由米仓道南逃巴中。曹操击降张鲁后,留夏侯渊督张邰、徐晃等将屯兴元。夏侯渊曾遣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争巴中,进军至宕渠,被张飞击还。”
李曜其实还知道蒙古蒙哥汗八年时,蒙哥曾亲自率军攻南宋巴蜀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不过这事郭崇韬他们自然不知,算不得例子,便问道:“对这两条道,总参可有对比?”
“自然是有的。”郭崇韬道:“就兴元与巴蜀的关系而言,因巴蜀的重心在成都,故自金牛道进军要比米仓道捷近;若是南北对峙之际,巴蜀与东南相连,则由米仓道进军,入三巴,趋渝州,可威胁巴蜀与东南之交通线。”
他微微一顿,见李曜未予补充,才继续道:“总参以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兴元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兴元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兴元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这一点,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地区经营的得失及其影响,即可看出兴元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说到蜀汉,当初穿越前玩了无数代三国游戏的李曜觉得自己颇有发言权,再说三国类的书比较多,他读得也相对透彻一点,便打算也趁机展现一下自己这个总参谋长的实力,于是点头道:“不错,当初刘备初定益州,曹操即率大军入兴元讨张鲁。刘备部属黄权恐曹操趁势侵蜀,对刘备说:‘若失兴元,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曹操击降张鲁,略定兴元。司马懿建议曹操乘势取蜀,曹操未从,留兵屯守兴元,自回北方。蜀汉法正建议刘备攻取兴元时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兴元,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也;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李曜说到此处,微微一笑,分析道:“按黄权、法正的看法,取兴元是一举数利之事。若能取得兴元,今后无论是进取天下,还是退保益州,都是一种有利的形势。刘备以为有理,遂引军北争兴元。其间,刘备驰书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请兵增援。诸葛亮问从事杨洪,杨洪回答说:‘兴元,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兴元,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建议火速发兵增援。此后刘备击斩夏侯渊,夺占兴元;曹操引军来援,不利而退,刘备遂据有兴元。至此,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他微微一叹,接着道:“蜀汉一直重戍兴元,以保益州。其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诸葛亮矢志北伐,亲自坐镇兴元,把兴元建为北伐的前进之基。
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蒋琬屯兴元,一度设想多作舟船,欲乘汉沔东下,袭魏兴、上庸,以规中原。不过蒋琬后来徙屯涪城……其间,曹爽、夏侯玄率军自骆谷入攻兴元。时蜀汉兴元守兵不足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城援兵,赖蜀将王平全力主张,据守兴势城,扼险以拒之。汉主也遣费祎率军驰救,魏军失利而退。是后,费祎复屯兴元。
姜维主持蜀汉军事时,对兴元之防务作了变动。此前,蜀汉对于兴元的防御方略主要是靠置立军事据点,扼守险要,控制秦岭诸谷道,拒其出口,使敌不得出险。姜维改变防御战略,撤去诸围守兵,聚屯汉、乐二城,坚壁清野,试图纵敌入平地,待敌兵疲粮乏之际,再击其惰归。这一变动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失策。若姜维专守兴元,那么,以姜维的战术才能,此策倒不失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案,它实际上是将蜀汉攻关中时‘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交给魏军来承受。但姜维对魏用兵的重点却远在陇西,这样一来,其撤掉扼秦岭谷口的诸围守兵便实在是一种失策。后来,姜维避祸,屯田沓中,兴元方面的防御仍未调整过来,这便铸成了致命的错误。”
李曜微微摇头,似是惋惜,似是庆幸,说道:“其后司马昭灭蜀的战略布署便是充分利用了姜维的这些错误。司马昭的伐蜀方略是:‘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兴元。以刘禅之闇,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曹魏伐蜀之战基本上是按这一构想展开的。邓艾、诸葛绪等将在陇西牵制姜维,断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直趋兴元。钟会大军能够顺利穿越秦岭诸谷道,坦行至兴元,便得益于姜维自弃险要。钟会至兴元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他颇为不错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以拒钟会大军。钟会大军被拒剑阁险要之外,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未曾料到邓艾却出其不意,偷渡阴平道,出姜维军后,直趋成都。姜维回救不及,后主刘禅投降,蜀汉灭亡。”
李曜啧啧两声,道:“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对兴元经营的得失,的确可看出兴元地区对于南方的重要程度。兴元对于蜀汉来说可谓存亡攸关。蜀汉立国巴蜀,军事重心却尽在兴元。以守而言,蜀汉自丞相、大司马至大将军皆屯兴元;以攻而言,兴元又是蜀汉北伐的前进基地。若兴元不守,则巴蜀门户洞开,蜀汉几不可以立国。所以黄权把曹操取兴元比作‘割蜀人股臂’、杨洪则强调‘若失兴元,则无蜀矣!’自姜维改变北伐的战略重点,又改变兴元的防御方略,蜀汉之国防遂出现严重缺陷;曹魏灭蜀则及时地利用了这种缺陷。”他微微一顿,接着总结了两句:“姜维在兴元防御的失策还影响到了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蜀失兴元开启蜀汉灭亡之机,而蜀的灭亡又开启了王濬在巴蜀经营水师图孙吴上游机会。”
众人显然未曾料到李曜对三国这段历史知道得如此详细——唐朝尚无《三国演义》,众人虽也可能读过“寿志裴注”,但显然很少会有人精研这一时期,毕竟后世人人俱知三国,主要是因为《三国演义》,由因为三国演义而出现了许多游戏作品而来。因此,李曜将这段历史细细一阵分析,便让所有人刮目相看,心中暗道:“难怪右相历来神算,以如此渊博之学识,又自创‘战略科’、‘战术科’等新学,能不神算?”
李曜以插嘴,连李巨川也有了兴趣,笑道:“右相总结得极是,某经这一提示也想起来了,南北朝对峙之结束,似乎差不多是循着同样的顺序。尽管北朝经历了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的嬗代,但北方进取南方的战略是连贯的。西魏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兴元之地;后又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样,在隋灭陈之战中,才有了杨素率益州水师东下图陈上游的局面。”
李曜微微点头,他知道这的确是一条颇为有效的大战略,当初蒙古蒙哥汗时期,蒙古攻宋,也将用兵重点放在上游,试图由兴元入蜀,然后出三峡顺江而下。不过这个战略因为蒙哥的意外死亡而中断了。
郭崇韬颇有争胜之心,李曜插嘴他说不上什么,但李巨川插言一句,甚至得到右相点头认可,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再任风头被旁人压下了,当下抢着道:“兴元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主要还是在于它在南北地理大势中的地位。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南方真正的上游应该说,便在兴元地区。”
这话果然有用,李曜的目光立刻朝他投来。
郭崇韬找回解说权,自觉又成了主角,振奋精神,道:“史上南北对峙之时,南方政治重心常在东南。巴蜀地区据长江上游,荆襄地区据其次。东南政权常藉巴蜀以屏护上游,但由于巴蜀与东南相距遥远,加上三峡地区地形之险,巴蜀地区常脱离东南,这时荆襄地区的上游之势便显得格外重要。东南无巴蜀犹可立国,无荆襄则断不可立国。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这一说,李曜能够理解,要不然的话,杨行密拿下鄂州之后,就不该息兵,而应该直接朔江而上,去跟王建死磕了。
郭崇韬不知李曜想法,还在继续解说:“巴蜀和荆襄在江南都居上游之势,而兴元则对巴蜀和荆襄同时拥有上游之势。兴元对巴蜀的上游之势缘于地势,兴元对荆襄的上游之势则缘于汉水。汉水连贯兴元与荆襄,兴元居其上游。苏秦族弟苏代在策划合纵时,曾谈到秦自兴元下汉水击楚郢鄢之地的便利:‘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东南王朝无论是恃巴蜀还是恃荆襄作为上游屏障,都须藉兴元以作进一步的巩固。所以说南方真正的上游是在兴元地区。”
这一说法李曜还真第一次听,他下意识看了其余众人一眼,却见除了总参的一批军官之外,别说兵部诸人,便是李袭吉甚至李巨川都陷入思索当中,他顿时心中欢喜:总参果然是有用的啊……
郭崇韬也见了,下意识面露微笑。
因为郭崇韬老说南北对峙,李曜这时却忽然联想起南宋来。他发现真正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从全局的角度认识到兴元的地位并加以经营的,当数南宋张浚。南宋初,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宋高宗赵构“巡幸”之所的选择。当时,金兵攻势正盛。金兵南下,常起三路:东越山东而趋江淮,西越山西而攻关中,中路越中原而趋荆襄。兴元、陇西尚处二线,巴蜀则是大后方。南宋君臣们所要做的是既能暂避金兵之锋锐,又能保持一种不失时机地进行反攻的态势。大臣们建议巡幸建康、武昌、巴蜀、关中的都有。张浚建议巡幸兴元。他上疏宋高宗说:“兴元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
张浚对兴元的经营规划充分利用了兴元与周围地区的关系。兴元的地理位置,既背靠巴蜀大后方,又能左右伸缩,联络陇西、荆襄,流通战争资源,呼应关中、中原等前线地区的战事。这样,兴元在南方的上游地区实居枢纽性的地位。张浚之议虽未被采纳,不过,由于张浚对兴元的经营,南宋以川陕、荆襄、江淮呼应作战的一字长蛇之势却得以形成。
郭崇韬心中得意,继续道:“兴元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汉水与长江连通,使得兴元与整个长江流域都联系起来了。立都建康的刘宋能与北魏远争陇西,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连通作用。西汉水河谷低地则提供了一条由兴元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这样,兴元地区东四伸展的限度是东起吴越,西达陇西。
陇西地势较高,渭水、西汉水和白龙江等河流发源于这里。渭水东流,经关中注入黄河;白龙江南流入川,注入长江;西汉水东下经兴元,汇入嘉陵江。它们穿切高原地带而形成的河谷低地提供了自陇西通向关中、巴蜀和兴元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巴蜀二地。自关中、巴蜀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巴蜀却较易。自兴元穿越秦岭谷道较艰险,而自兴元溯西汉水河谷低地以趋陇西却相对较为平易。这就给兴元、关陇,一带的角逐者提供了一个布势上的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正是出于这种思路。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北伐多出陇西实是一种可进可退的战略。这种做法,从策略上讲,是避难就易,越秦岭谷道较难而趋陇上却较易。出兵攻陇西,顺利的话,可占据陇西,取得陇西的地理优势。陇西对关中的地理优势,可用以进取,为日后进一步北伐创造有利条件;陇西对巴蜀的地理优势,则可用于防守,翼蔽自陇入蜀之道,确保蜀汉国防上的完整稳固。这是诸葛亮北伐多出兵陇西的现实目的,也是自兴元向陇西伸展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李曜心中一惊,下意识皱眉道:“那是不是说,王建北上争兴元,乃是有意趁我等与李茂贞鹬蚌相争之际,谋夺凤翔,继而出兵陇西,完成当年诸葛亮之布局?”
“不错,若王建身边有能人,那么此举正有这种可能。”郭崇韬见李曜反应如此之快,越是兴奋,道:“利用兴元与陇西的这种伸展关系以期在川、陕之间取得一种有利的态势,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刘宋和北魏对仇池氐人的争取或者说是争夺。”
李曜对这段历史不大熟悉,但此时不是表示谦虚大度的时候,于是只是微微点头,示意郭崇韬继续。
郭崇韬便道:“南北朝初期,仇池氐人成为陇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即今日兴元——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兴元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郭崇韬说到此处,李曜心中便微微摇头,暗道:“这仇池氐人只怕下场不妙。”
果然郭崇韬接着便道:“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兴元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兴元。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随着郭崇韬的解说,李曜也盯着沙盘自己开始分析起来:若由兴元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比如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他的目光微微移动一点,则思索着另一个情况: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兴元从侧翼打开僵局。
不过若说自兴元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他倒是知道——那必须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兴元,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
于是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洋州、兴元,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房州,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兴元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窝阔台汗六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而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兴元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巴蜀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巴蜀,又攻取楚兴元六百里地,置为兴元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是自兴元下汉水与自巴蜀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李曜本意此次只是考校一下总参谋部筹划至今究竟有多少能耐,却想不到,竟然引出这一番思考。他心中难得地加速跳了几跳:原来拿下兴元,自己对山南东道乃至荆襄的影响力也能大增,一旦情况允许,甚至可以从兴元出兵……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若从河北、潼关、兴元三路出兵,再配合山东王师范,岂不是可以给朱温来个四面合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