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医生看见我们一家这么和谐,也没走过来打扰我们,而是远远的看着,直到我们看见了他,才微笑着拿了病例走了过来。
他说,我们的孩子现在看起来是极为健康的,实际上这个样子就已经是正常水平了。
可是,由于病情时长发作的不稳定性,才导致病情恶化的。
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观察孩子,只要有一丝异常,就赶紧服药,吃过之后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发作了。
虽然药物治疗也不是长期的方法,但是确实是最有效的。
这个美国医生说的这一点,跟德国医生是一样的,这二者总算找到了共鸣之处,我也可以安心的给孩子服药了。
“你看,小贝笑的多开心啊!”
光北跟我把小贝带回家了,小贝因为上次发作,脑部已经有了些损伤,所以跟我们笑的时候,脸会不由自主的抽搐,但是仍旧很努力的跟我们微笑。
最近,出来这么久了,我感觉他已经能咿咿呀呀的叫我妈妈了。
我觉得他要是没有生病的话,应该是很聪明的孩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能听懂我们说话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俩很忙顾不上他,他就一个人在那个圈子里面玩,特别的听话。
我们以为过段时间,美国的医生怎么也会给我们一个答复了。
谁知道,在美国住了两周,医生给我们的答复却是十岁之后才能做这个手术,他比德国医生又后推了五年。
可是,德国医生一向不是很严谨的吗?
我不禁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想利用我儿子做些什么,比如,一个实验品。
因为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医生就说小贝的这个病比较罕见,孩子中有很少的几率。
如果可以的话,想用新技术给孩子治疗。
那时候,我也听不太明白,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只要能治好孩子的病,我们怎么样都好。
现在,就连光北听到这个时间之后,都觉得有些发愁了。
我时常看见他眉头紧锁的样子,有时候会一个人默默的找地方抽烟。也跟我一样,盯着小贝能看上好久。
但,不同的是,美国的医生说孩子可以不用在这里住院,只要十岁之后来做手术就可以了。
平常发作的话自己可以做一些应急处理,不过主要得靠药物维持,这十年中,药物治疗是不能断的。我们只要保证这一点就可以。
还真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边要求住院五年,一边自己回家长到十岁。
我忽然觉得他们的做法都比较极端,不是应该找一个适合孩子的方法吗?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光北说,现在完全可以再回到德国去,大不了住上个五年,在那儿买个房子而已。
可是,孩子还能这么来回折腾吗。
每次换地方,都会发作,每发作一次,病情就会严重一次,我实在没有信心再看见他住医院了。
小贝现在经不起来回跑这种颠簸了,他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生活。
我甚至开始后悔,一开始就应该待在家里,看着他一点点长大,也比一直生活在医院要好得多。
光北说我说的没错,可是,小贝如果真的天天在家里,每天开开心心的,忽然有一天,不会笑了,那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能坦然接受这个现实吗?而且,如果到时候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机会,我可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光北这么说,的确有些后怕,我想的也太简单了。
养孩子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得照顾到他的情绪,生病更是无法预料的,一味的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可是,都已经是这个结果了,还要带着小贝折腾吗?
光北说希望就算很渺小,我们也应该试一试。
况且,医生已经跟我们说了减少小贝发病的办法,我们可以带着他再去另一个国家看看,兴许会有奇迹发生呢。
不然,我们能保证这十年不出问题吗?
光北说的句句在理,却又句句穿透我的心。
后来,我们又辗转到了俄罗斯等欧洲国家,虽然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但是,小贝总算没有在发病,我们也算是旅行了好几个国家了。
有时候,是的想开一些,我觉得我想开了之后,小贝反而没那么容易发作了。
到了俄罗斯那么冷的地方,竟然也一点事儿都没有。
不过,有一点不同是,做检查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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