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去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实在没有钱。一般的打工者都是这样,都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呢?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连续一个月的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听人说,她这是‘过劳死’。”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三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难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