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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七章 斯大林同志有点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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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海,怀仁堂,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社会贤达今天几乎都到了。

    今天,韩立洪要当面回答问题。

    人来的这么齐,很多人倒不是给韩立洪面子,而是韩立洪的架子太大,可韩立洪的态度又是很多事情的关键,他们要是想当面质问韩立洪,就不能不来。

    韩立洪做事历来简洁,到了之后,就请众人发问。

    在场有很多记者,但在这个场合,没有记者发问的机会,他们只是负责记录和报道。

    第一个发问的是大律师张凯之,他问道:“韩先生,人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在法律上分三六九等?”

    张凯之指的是官员犯罪,罪加三等,同等罪行,官员的级别越高,处罚越重。

    看着张凯之,韩立洪道:“张先生,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前途我首先就不认同,人人生而平等,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张凯之要辩论,韩立洪轻轻摆了摆手,道:“张先生,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我今天只是来陈述我的一些观点。”

    窝火,不只张凯之窝火,很多人都窝火,但再窝火也没办法,只能忍着。而且,韩立洪这话一撂出来,就把他们想说的话百分之九十都给堵在肚子里了。

    憋屈,韩立洪这人简直太霸道了,比蒋介石还霸道,蒋介石也没像他这样,根本一点面子都不留。

    韩立洪继续道:“诸位,我说过,我是传统的维护者和实践者,在法律这一点上,我更是认为我们的眼睛应该去看我们的老祖宗,去从我们的传统里汲取智慧,而不是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

    “我们的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宽刑、慎刑,但就是再宽刑、慎刑的时期,对官,尤其是贪官,却一向都是严刑峻法。”

    “这,是为什么?”

    “抛开道德的因素,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这么做有益于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稳定,说白了,就是维护统治阶层自身的利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阶层,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商人阶层、官僚阶层等等,而不应该有阶级。有阶级,也就意味着社会矛盾激化,就开始孕育暴力**了。二十四史,二十四姓帝王,他们今都安在?他们又是怎么亡的?而跟他们一切灭亡的又有多少达官显宦、富商巨贾?”

    “每个人都认为我贪一点没什么,我逼一个老百姓家破人亡不算什么……所有有钱有势的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当风暴到来,这些人也都跟着家破人亡,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最后不就是有好几个被熬了肉汤吗。”

    “千百年来,秦人不暇自哀、汉人不暇自哀……唐人不暇自哀、宋人不暇自哀……明人不暇自哀……今天,我们还要不暇自哀吗?”

    韩立洪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挨排数,数的好多人是心惊肉跳。

    韩立洪的声音平静,但心底却有隐隐的愤怒升起。

    上一世,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公然鼓吹腐败次优论,认为腐败有助于社会进步,然后又打着人权生命权的大旗,要从法律上彻底废除经济犯的死刑。

    这些拼了老命也要把中国往西方道路上引的精英和贪官们一唱一和,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要给中国的所有贪官发一个当年只有皇帝才能发的免死金牌,从而把中国彻底搞乱。

    在韩立洪看来,即便一切法律完备,真能把贪官关到死,这种免死金牌也不能发,不该发。

    贪官,从来都是国家的真正乱源,必须遏制。

    眼底隐隐有着寒光闪动,韩立洪道:“在这儿,我宣布我会把贪官论死入宪,而且要在国人心中上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这一条都不可更改”

    静默了一会儿,突然,掌声骤然而起。

    韩立洪看去,这些从心里往外鼓掌的大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人,他心里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随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

    韩立洪道:“整体而言,权贵和富豪阶层,他们中的败类比例要远远高于普通人,更因为他们比普通人强势的多,所以,立法一个必须的角度是约束这些人,而这就是东西方立法的本质区别。”

    “诸位都是有大学问的,应该知道我们早就有完备法律体系,比西方要早的多。律法大兴于宋,当时人言本朝无一事无法条。王安石变法,法律成为官员必考的科目,每个官员自己就懂法律,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律师的。但是,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长久以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特权社会,西方的律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为权贵服务的。所以,律师在我们这儿成了讼棍,而在西方则成了上流人士。”

    宋朝是平民社会,由于官员们不用律师,于是律师就不得不专为老百姓服务,但给老百姓服务能赚几个钱,所以,宋朝的律师大都采取的是广种薄收的法子,靠增加案件数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但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本就有息讼的传统,孔子就主张无讼,所以,哪有那么多的案件让他们来做?于是,律师们就开始制造诉讼案件,比如挑拨离间,让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最后闹上公堂。

    更有甚者,他们胡乱代理案件,比如代理小孩子,代理昏聩的老年人,代理精神病人。

    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刚刚成为社会问题,没有诉讼主体之说,律师就直接鼓动小孩子打官司,或者挑唆智力不健全者打官司,造成的结果是,当事人即便诉讼成功,其财产也大多落入了律师的腰包。

    这就是律师在中国变成讼棍的由来。

    过度兴讼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社会问题,而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社会,是不能让靠打官司赚钱的律师成为主流的,因此,从南宋就开始治理讼棍。

    调解制度、诉讼主体、美国法庭要求证人说实话等等,都是南宋那会儿就有的。

    详细解说了一遍之后,韩立洪又道:“西方的法律本质上是为权贵服务的,现在封建特权消失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资本特权,他们把法律弄得极其麻烦复杂,就是资本权贵和律师勾结在一起共同完成的。法律这种东西,规定的越复杂,漏洞也就越多越隐秘,而能找出这些漏洞的自然是律师,但是,谁能顾得起这些律师呢?当然是权贵。”

    “站在什么角度立法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宋朝的法律自然不是老百姓制定的,而是官员们制定的,他们和西方的特权阶层一样是统治阶层,但他们为什么要制定和西方不一样的律法?”

    顿了顿,韩立洪道:“因为他们比西方人聪明,比西方人看的远,知道长长久久的道理,只有社会稳定,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才能享有好的生活,而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政府集权和西方的资本集权的本质区别。今天,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坐的一些人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就是膜拜沐猴而冠的猴儿。”

    这话骂的太狠了,但仔细想想,韩立洪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把先进的英美比作沐猴而冠的猴儿,很多人一定不满意,因为猴儿比我们强大,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多。但是,大家膜拜猴儿,千万不要忘了猴儿的屁股是红的,他们的富强是怎么来的。”

    “几百年来,西方列强从全世界抢掠财富,是这些财富暂时缓解了他们国内的矛盾,但是,这种肆意抢掠的好日子不会永远下去,总有结束的一天。现在,我在这里可以断言,当他们不能靠劫掠来维持其强大时,他们的短视就必定会挖了西方的命根子”

    同样的话分从谁嘴里说出来,这些话从韩立洪嘴里说出来,就必定要化成一场风暴。

    紧跟着,全国性的大讨论又开始了。

    这时,“精英”是很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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