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提醒道:“要加上中央银行,否则孔祥熙不会批准,但他控制的股份不能超过30%。此外最好再邀请几家民营银行加入,不要只有张静江、虞洽卿、梅云天他们三家,云南、广西、武汉的银行都可以考虑。”
马寅初微微一笑表示明白,庄继华的意思很清楚,孔祥熙能控制的股份不能超过他能控制的股份。至于政府掌控的那一票否决权,不能落在孔祥熙手中。
省政府工作会议通过了经济发展规划,但这个消息没有对外公布,张思可、刘航琛前赴重庆,与李之龙、蒋经国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刘文辉被从康藏边界召回,参加这个会议。
对重庆体制的争论还在继续,八月中旬,庄继华开始反击了,重庆日报在头版相继发表出川将士来信,邓锡侯、杨森等人代表出川将士表示对重庆体制的坚决支持。
“……,在重庆刚开始实行这个体制时,我们也感到有些不适应,但这几年在抗战战场上,走过了全国很多地方,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没有哪个地方的组织有重庆这样紧密,有重庆这样有效率,可以这样说,如果全国都象重庆这样组织起来,日本鬼子还敢侵略我们吗?…..。”
如果邓锡侯的话还比较稳妥,杨森就是赤膊上阵,开口就骂:“…..。老子就不明白了,重庆是庄主席带着老子建的,给你们在这乱世打造了一个安乐窝,狗日的还嫌七嫌八,不愿意在这里待的,可以滚,老子没请你们来!老子在前线流血拼命,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在后面戳老子的祖坟,岂有此理,狗日的那么能耐,怎么没看你们搞一个好的出来。……。”
重庆日报上源源不绝的前线将士来信,军人们发挥他们的特殊身,一同怒骂,匪气十足;。可他们的意见对那些自诩为清流的文人来说影响较小,这时成都的四川日报悄不声发表了张澜至各界的公开信:
“自民国以来,澜致力于国家教育,追求民主自由,对体制之研究甚少,然数十年之经历告诉我,国人之散漫,非猛药不能治。重庆之体制,澜无法评论短长,然其革除了国人之弊端,将社会各阶层之人民有效组织,其效果远超历朝历代,今倭寇肆虐,正当以高效率、高组织,才能战胜倭寇,恢复国权,一洗百年耻耻辱。
辛亥以来,国家迭经战乱,军阀肆虐,举国形同散沙,百姓流离失所,然重庆却为乱世中的奇葩,数年苦心治理,才有今日成就,诸公以小不便而大肆攻击之,究竟是出于公心亦或私利?
自庄主席入川之后,七年来,川局之变化,川人民生之提高,皆亲身所历,亲眼所睹, 消泯战祸,造福川人,为百年来第一善。故川人尊之,服从之;然澜不解,在川人眼中之善政,诸公眼中竟为恶政,澜诚不知恶在何处?敢问诸公之善政何在?浙苏皖,亦或,鄂湘鲁豫?……”
这才是会骂人的人不吐脏字,没有一个脏字,可其中的几个反问,却如同几把尖刀,刀刀命中对方要害,一句公心还是私利,更把对手推上正义和道德的审判台。最后的敢问,又在对方身上刻上空谈误国的印记。
张澜在四川一向比较超然,很少这样公开介入政治,他这一表态如同一枚炸弹在成渝汉炸响,一时间三地新闻界都禁不住失声。
以张澜的公开信为标志,庄继华开始全面反攻,解除封口令,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西南开发队的专家教授,包括马寅初在内,纷纷发表文章,以亲身经历表述重庆体制出台的前因后果,以及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功能。这些专家都是国内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桃李遍天下,他们这一表态,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影响。
反攻一浪高过一浪,重庆参政会趁势否决了全部要求修改目前体制的议案,甚至包括庄继华暗示可以修改的参政员资格中居住年限限制,同时重庆参政会还联合四川和云南参政会,共同提出要求精简中央部门,提高行政效率;庄继华听说后,连忙制止,这种要求蒋介石绝不会接受。
就在准备乘胜追击,在参政会中向孔祥熙发起进攻时,华北日军开始行动了,蒋介石电告庄继华和孔祥熙立刻停止关于体制的讨论,同时发表声明,重申支持重庆的社会改革,重庆模式将推向全国。至此,孔祥熙和汪精卫以及自由派文人发起的体制之争告以段落,庄继华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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