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这些小官吏们自身不贪渎赏钱,举荐的人也能办好事,让他们卖个人情也并无不可。真要肃清吏治,还需从上至下进行整肃。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若是朝廷重臣持身不正,也怨不得下面的官吏上行下效。”
作为穿越众的刘彻深深知晓,反贪腐就要先打老虎,至于低层的公务人员,就算想[***]贪渎,碍于手中权势太小,也实在造不成太大的危害。只有位高权重的朝臣,才是最需整肃吏治的群体。否则若是中央政斧贪渎之风盛行,才真如急姓传染病一般,会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官僚。
黄焘微微颌首认同道:“殿下所言极是,所幸经过先帝及陛下两朝励精图治,严加整肃,如今我大汉朝堂之上,大多都是廉洁奉公的良臣,实乃百姓之福,社稷之大幸。”
刘彻颇有些有些不以为然的轻笑道:“父皇和丞相如今都不在此处,你也别只挑好听的说。孤王心中有数,对如今的朝廷重臣而言,廉洁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奉公就值得商榷了。”
黄焘见马屁没拍成,脸上不由露出几分尴尬。不过他好歹混迹官场数十载,脸皮早已厚逾城墙,讪笑着缓颊道:“殿下说笑了,所谓人无完人嘛。仅凭我朝廉洁的官风,也算得上极为难得的治世了。”
“是啊,人无完人。”刘彻显得颇为认同,玩味的笑道:“所谓廉洁,便即不贪。我朝各级官吏秩俸颇高,足以供养家中亲眷,想要廉洁并不太难。至于奉公,便要毫无私心,凡事均持以公心,为百姓计,实在有些强人所难,便是孤王自身都做不到,怎能要求朝臣们能一以贯之?”
黄焘闻言,也猜不透殿下言下之意,只好默然无语。所谓言多必失,唯有沉默是金当乃为官之道。
刘彻倒也没有期待黄焘会出言附和,只是聊发感慨罢了。
汉初官员的福利薪资都是极高的,可谓高薪养廉。
对于朝廷大员而言,三公的秩俸是四千两百石,其购买力相当于后世两百五十万人民币的高额年薪。副国级的九卿则是一百多万。正部级的诸侯和太守之流则将将逼近百万年薪。
即便低层官吏,秩俸之高也令人咋舌,小县城的县长是四十万,相当于公.安.局长的县尉,年薪也高达三十余万。便是最小最小的用来打杂的吏卒,不能领年薪,也能领到两千多的月薪。
相比于后世新中国少数清廉的公务员,汉初公务员明面上的薪水绝对高了无数个档次,当然是要派出灰色收入的情况下。因此刘彻认为汉初的官吏廉洁是本分,拿着如此高薪再敢贪腐,实在应当千刀万剐。
至于奉公,即便纵观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真正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基本没几人。尤其是处于封建皇朝的汉初,即便是以袁盎为首的保皇派系,也不是全无私心,一旦触及派系的利益,所谓公心就要让路。
即便是最能具体化的“守法”都未必能要求大臣们完全做到,尤其是景帝和刘彻最为看重的两个酷吏——郅都和张汤。他们的廉洁是毫无疑义的,根据历史记载,待他们死后,家人连安葬他们的棺椁都买不起。论起奉公,如果把其定义为对皇帝的忠诚,那这些酷吏甚至比保皇派还要“奉公”千万倍,只需皇帝一道诏令,他们便可毫不质疑,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屠杀数万人。唯有守法一项,两人不知违背了多少项汉律了,连废太子刘荣都敢弄死,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刘彻想得有些出神,良久才缓缓醒转,看着一旁毫无不耐之色,默默侍立的黄焘,幽幽叹气道:“千金易取,而人才难得。即便有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只人,也当命各地官吏尽举所知,勿有所遗的尽皆网罗。只有唯才是举,方是选官治国的上善之策。”
黄焘并不知道太子殿下无耻的盗用了后世一代枭雄曹艹的经典词句,而是敬佩不已的暗自揣摩殿下的言下之意,只觉越琢磨越有意思。
数曰后,太子刘彻不经意说出的,关于“唯才是举”的言论经由黄焘转述至丞相袁盎处,复又由袁盎下意识的告知皇帝陛下。
景帝随即太子招来刘彻,饶有趣味的与他就相关看法论述了一番,方才通晓刘彻的本意。即选官的真正准则并不是“唯才是举”,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不但不曾笼统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强调的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只是对于确实有才干的治世之才,不要过于在意他在德行上的微小缺失,在守法的前提下力图做到人尽其才。
景帝不由颇为意动,登时计上心头。他先将刘彻的原话稍微修饰了一番,尤其是将“不孝”二字除去,免得有违汉初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国策,随后便有意命人将此番言论暗地传播出去。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天子和储君的相关言论很快便在大汉朝堂引发了一场规模颇大,并且旷曰持久的大论辩,也掀起了对汉初极为僵化的选官制度的首次反思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