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明朝北征大军,五损其三,如此就算来攻,我军也可集中优势兵力,任其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个个击破!”
“好!”
如此清晰的战略眼光,努尔哈赤忍不住击节叫好:“此事就交你去办,凡我大金所有,你尽可取之。”
能得到父亲如此信任,皇太极自是高兴,可后金除了一帮吃不饱饭的人之外,哪还有什么其他的?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24]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25]
内忧外患
参见:明末农民战争
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崇祯帝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27]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28]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29]总督中被诛者七人,[30]巡抚被戮者十一人。[31]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