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王业之基(十六)

    天下纷乱至此，引发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大唐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李曜却安之若素，不仅从征讨凤翔的大军中悄然抽身回到长安，甚至还有“闲心”在府中处理了一大批近日堆积的公文。

    前几日他出征在外，坐镇乾州，李嗣昭、李嗣源与李存审三人联袂到长安来见，恰巧未能遇上，三人于是又赶往乾州拜会。李曜与三人密议良久，才使这三位节帅各自回镇，领兵围剿凤翔，李曜自己则马不停蹄地从军中抽身，返回了长安。

    李曜走时，只带走了数百亲信牙兵，而后几日他便隐匿在长安城里，外界根本不知道这位右相已然归来，更不知道出征凤翔的大军，在数日之内少了近四万之巨，几乎每日便少一万左右。这批人马去了何处，只有李曜与他们自己知晓。

    毫无疑问，这些兵马自然是受了李曜的密令，化整为零、悄然调动到了别处，而李曜自己则在长安处理公务。

    按说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务也不如军务来得急切，但这件公务却十分重要，出不得一点麻烦，因为它极大地影响着军务。

    粮食，是的，正是粮食问题。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时候并没有汽车、火车之类超大运量的工具，粮食特别是军粮在转运过程中的损耗极大，而关中本身的粮食产量又远远跟不上战争的消耗[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粮食人口的关系和变化]，特别是在此番李曜的运作下，几乎整个大唐较有实力的藩镇都动起来之后，李曜纵然早已谋算好，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内线作战，但兵力的调动仍嫌过于频繁，所需要消耗的军粮也是骇人听闻的巨大数目，因此粮食问题他不得不考虑。

    原本他在主导河东军械监时期存粮颇有盈余，但李克用作战实在过于频繁，且河东年年受灾，使得李曜不能不将好容易积攒的一点存粮都搭进去，因此如今他手头的存粮，也就能满足关中此战所需，其余还要另想办法。他如此忙里偷闲处理的公务，正是关中水利工程和一些佛寺田产相关的问题。[无风注：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粮食供应问题，纯考证，无兴趣的读者请直接跳过。]

    待这些事情理清，各项命令纷纷从凤阁鸾台下达地方，李曜也已经不在长安。

    朝廷方面每日接到河中战报，皆言朱温攻蒲州、东升二城甚急，听那言语，似乎二城随时可能失陷，蒲津渡随时可能易手。

    李晔闻之，一日数惊，朝堂之上，前番李曜在朝时的井然有序也不见了，甚至有些人开始敢于指责一些投向李曜的官员，作为李曜在朝中文臣的代表，王抟对这些一反常态的情况竟也置之不理，只是一味沉默。从河北返回长安的崔胤见了，不禁心头暗喜，见朝中“李存曜党”的确什么手段也拿不出来，这才放心大胆地给朱温去信，将朝中情况说与他知晓。

    河中看似攻得甚急，其实朱温却已然亲率大军赶到虢州，见过朱友谦之后，直接合兵奔赴潼关之下，此时探马回报，潼关守将竟已换成摧城左军都指挥使张训。朱温闻之大喜，语众将道：“张训乃王珂旧将，孤闻其麾下河中镇兵早已被李存曜打散重编，如今在河中军中甚不得志，可遣一人入潼关与其一谈，若能赚开潼关，大事定矣！”诸将也都欣然，朱温遂遣亲信司马邺入城商谈。

    张训果然不出朱温所料，亲自将司马邺迎进府中，两厢坐定之后对他说道：“天子因汴州相逼，于京中一日数惊。朱全忠若不污其‘全忠’之名，当率军归镇，天子自然长安，如此万事可谈！”

    司马邺笑道：“东平王全心忠于李唐，这是毫无疑问的。如今知天子在凤翔缺衣少食，堂堂朝廷竟然需要向河中一镇借钱来使，俨然失去了九五之尊，已成天下笑柄。故遣仆将熊白鹅掌、山珍海味并锦帛缯绢等献上，拳拳忠心可昭日月。”

    张训无可无不可地道：“休要诳我。长安宫阙数毁，新修也不过略作修饰，不比往日多矣，而东平王却将东都洛阳宫修葺一新，此来关中，某不是想将天子挟持，前往洛阳？嘿，某料朱全忠必是欲劫天子幸东都无疑。其果忠心，不如先发工匠将长安宫修葺一新。”

    司马邺又谈及赚开潼关之事，张训只是冷笑，根本不答腔，司马邺无对，只好回禀朱温。

    朱温闻言沉吟道：“张训这是在行缓兵之计，他是李存曜麾下之将，既然如此，必是因为李存曜尚有手段未曾被我所知……孤料其必已向天下藩镇搬求救兵。不出一月，必有兵至。”

    司马邺应对：“纵观天下藩镇，河南、河北、荆襄已归王化，湖南、两浙倾心相附，岭南、福建鞭长莫及。武昌、江西为淮南觊觎，自救尤恐不及。河东为大王屡败，蛰伏不敢再出。能救关中的只有吴、蜀及河西。然王建假途灭虢，窃取兴元；杨行密半途折返，其心皆在于扩大地盘，无欲勤王。唯河西之地，保大、保塞、定难、朔方皆边庭若旅，纵使将兵至，无异于以卵击石，更何况李存曜以武力威逼鄜坊，党项的定难军岂能为他效力？如此，大王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朱温笑道：“公有所不知，河南、河北、荆襄虽已羁服，然阳服阴抗之辈大有人在。尤其青州王师范，幽燕刘仁恭、襄阳赵匡凝，便是阳奉阴违之辈。待我平定关中，此三镇我必剿灭。”

    司马邺道：“大王志在天下，此番用兵大半年，于天下英雄面前落下悖逆之名。王建、杨行密谁不愿作天子？然他二人观大王迎奉天子，即不相助，也不为敌。何故？正是纵容大王迎得天子归，而行不臣之举。他日则可召集天下群雄，已讨逆之名与大王为敌。若胜之则为天子，实至名归！此中利害，还请大王深思。”

    朱温闻言稍惧，沉吟道：“公所言有理，我今所有，不过五分之一天下。吴、蜀未平，不可操之过急。今从公言，明日便遣使奉表入城，请修长安宫，以定天子之心，平天下之恨！如此，只是我汴州与河中私战，天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

    司马邺欣然道：“如此，大王当遂所愿！”

    谁料当夜洛阳方面却遣使来报：

    青州王师范暗遣牙将张居厚等二百人化为商贾，欲携兵器入洛阳城，期以元宵夜暴乱，已被发觉。张居厚见事情暴露，率众徒杀防城将娄敬思，强攻洛阳，为仆击退。逃亡途中，被仆擒来。

    朱温闻信，对司马邺等将佐道：“王师范果然叛了！”仍依前计，派出使者接洽张训，说愿意修葺长安宫室，谁知又接道敬翔自汴州的书信来报：

    青州王师范遣使至开封上今岁贡赋。仆观其使眼行失色，乃问其东方之事。其使果做贼心虚，供出王师范此番分遣部众将兵诈为商贾欲潜入汴、徐、兖、郓、齐、沂、滑、陕、虢、河阳等州府，期以元宵夜百姓同欢、大闹花灯、州府无备时俱发，夺取河南。事态紧急，仆不及相告大王。已遣少将友宁将兵巡视上述州府，告以实情，令其严加盘查来往商贾，谨以书信报告。

    话说朱温见敬翔书信，惊得一跤跌坐于座床上，惶惶然对众将说道：“我固知王师范将叛，未知他竟造成如此巨大的动静，必有高人为他谋画。幸得子振谨慎，及时识破其谋。否则，上述州府，若失去一半，孤王大势去矣！”众将佐也是惊出一身冷汗，纷纷问朱温当如何抉择。

    朱温道：“潼关之事，不能再久拖不决。我当再上表一封，令天子及早做出选择，只消授我名义，如今李存曜远在乾州，这潼关只有区区张训，岂能抗衡孤王十万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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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说明汉唐时期关中人口与粮食的关系：

    秦汉时兴修的郑白渠，是关中泾水流域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自战国至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刘敬说关中是“美膏腴之地”。司马迁认为关中财富居天下十之六。《汉书·沟洫志》有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歌谣，班固《两都赋》又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的说法。张衡《西京赋》盛赞关中“地沃野丰，百物殷阜”。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在历史上流传了二千多年。多种史书、地理书、农书、类书、诗歌总集、经书，都征引这句话。元明清时五六十位江南籍官员，提出发展华北西北水利以就近解决京师粮食供应的主张，其历史根据就是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依赖关中，无需海运漕运东南粮食。古往今来，人们深信“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果真“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吗？如果不是，汉唐大一统皇朝首都长安的粮食来自何方？关中为什么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这里的天地人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君臣曾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漕运仓储、官禄民食、生计生产、供需商贸等相关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三十年来，更有学者专门研究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对于长安粮食的来源，学者们提出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东南漕运，另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依赖关中，再一种意见认为长安粮食供应，因人口、时间等因素而异。粮食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的问题。因此，围绕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问题，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本文将从关中天地人关系消长角度，来探讨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

    汉唐时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地依赖东南漕运。东南指函谷关以东的山西、河南和江淮地区。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初期，“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主要是漕运经砥柱之限，以及渭水水道曲折，加上封冻和水量不足，一年中只可通航六个月。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修漕直渠，漕运里程减少600里，漕运较为便利。此后，“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成为汉家制度。再后来，“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山东粟、关东谷，指河南、山西之粮食。漕粮使“京师……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不可食”。司马迁关于京师富庶的描述，给人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印象。但是有谁知道，汉朝京师的富庶，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初，漕运规模不大。贞观、永徽之际，长安主要依赖关中，每年从山东（崤山以东）转运至关中者不过一二十万石。开元初，每年约运一百万石。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三年才运七百万石。天宝中，每年约运二百五十万石。肃、代、德时代（756—804年），京师依赖江淮漕运。只要藩镇隔绝，“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德宗贞元初（785年），“太仓供天子六宫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于是增江淮之运，从浙江东西道、江西、湖广、鄂岳、福建、岭南，共运米300万石，江西节度使韩滉、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岁终宰相计课最。贞元二年（786）四月，关中仓廪皆竭，禁军激愤，险些酿成兵变，当韩滉运米三百万石至陕时，德宗得知后，“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漕运粮解决了皇室和禁军卫士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可能发生的禁军事变。可见东南漕运对汉隋唐京师长安的重要。

    当时许多人都认识到东南漕粮对长安的重要。萧颖士说：“兵食所资在东南”。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唐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2年）全国官吏130285员，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年）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开元二十五年京官2620员、京吏35107员。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

    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七百石至五十二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五十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十二顷至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二十六顷至二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汉唐京官禄米取给太仓，是漕粮支出的大宗。汉官品级，以俸禄粮石数为名，如二千石、中二千石等。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杜佑上奏：“当开元天宝之中，四方无虞，百姓全实。大凡编户九百余万，吏员虽众，经用虽繁，人有力余，帑藏丰溢，纵或枉費，不足为忧。今兵革未宁，黎庶凋瘵。数年前，天下籍帐到省百三十余万户。自圣上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户与客户共計得三百余万，比天宝才三分之一，就中浮寄乃五分有二。出租賦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非可仍旧如”。官员数量的增加，而交纳租赋者减少，是当时主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影响到京师长安的粮食供应，引起经国大臣的忧虑。

    京师军队人数众多。武德年间，禁军约3万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门禁军约3万人。自开元至天宝，驻守京师的宿卫兵约10万人，其中北门禁军3万，长从宿卫66000人。加上驻守同州、华州、歧州等，约12万人。唐前期府兵自办衣粮，而募兵则由国家供养。如按《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计，则10万军士，一年至少需要二百万石军粮，而不包括马料在内。天宝中，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三百万折绢布入两京库，三百万石回充米斗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京官禄米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长安的皇宫尚食、京官禄米及折色占一千万石，各地节度使军粮约一千万。建中二年，沈既济上疏：“臣尝計天下财赋，耗斁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吕祖谦说：“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募）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矣”。汉唐长安漕运的增加，与禄米、军粮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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