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但仍是点头:“军使在军械监中设立测绘司之时,就曾对我等淳淳教导说,为将帅者,心中必有宏图,大则囊括四方世界,小则鉴照一村一郭。军使于建瑭而言,一为上官,二为师友。他这番话,建瑭时刻谨记,这河中形势图,自然也是烛照在胸。”
郭崇韬颌首道:“如此便好,那史都虞候可知尚书为何将开山军堵截点定在解州?”
史建瑭皱眉道:“这还用问?解州(无风注:解,读hai,四声,即“骇”字音。)、安邑,是为两池。朱温兵败南归,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直接向南再转到向东,南下渡河便是陕州;二是先向东到解州,然后直接往南渡河便是陕州。军使命我等去解州堵截,自然是不欲使朱温逃命之中还顺手牵羊,从解池顺了池盐去。”
盐这东西,别看在现代社会似乎并没体现多大的重要性,但在古代,那可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物资。再说,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往往与国家的军费开支联系在一起。譬如汉武帝食盐专卖的出发点就是对匈奴的战争。东汉初建,光武帝废除食盐国家专卖,听任民众自产自销,是出于收拾民心的考虑。明帝、章帝年间国家军费开支增加,又一度恢复国家专卖。此后专卖与否一直左右摇摆,视国家财政所需而定。
从隋文帝开皇三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这130余年间较为特殊,食盐既不官买,也无专门的盐税。唐代开元虽称盛世,但却因国家机构迅速膨胀,财用不足,国家反不得不又谋求恢复对食盐的操纵。安史之乱加速了这一进程,758年,在盐铁使第五琦主持下,食盐国家专卖制彻底获得重建。762年,刘晏接替第五琦,改食盐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允许盐商参与到国家食盐专卖中来。到大历末年(即779年),盐利收入已经占据了唐朝天下赋税收入的一半以上。
总体来说,食盐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此后历代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修补变通。张謇曾评价中国的食盐专卖制度,认为唐代是最重要的分水岭——唐代之前的盐法“公诸民”;唐代之后的盐法“私诸官”,一公一私,一民一官,有着本质的区别。
虽说是官家所有,但军阀乱世,谁占着地方,盐池就是谁的,这个也是没什么值得说道的,只是占着盐池的军阀,多半还是会每年给朝廷上贡一些,以示自己仍是唐臣罢了。
而既然如今王珂被朱温所代,李克用又欲夺回河中,那么站在河东的立场上,盐池所产已经是河东私产,不让朱温顺手牵羊以免资敌,也是常理之中。
也就是说,史建瑭的理解没错。
但是郭崇韬却问:“既然只是为了避免朱温顺手牵羊,而且军使已经断定,朱温必走解州,那么我们设伏在解州之南、朱温的必经之道上,岂不是比设伏在解州更好?要知道,朱温如果顺手牵羊,带上了大批盐巴,其在路上一旦被我军伏击,所受的打击必然更重!”
史建瑭微微一呆:“这……”他脑子里一转,有些疑惑:“郭崇韬说得的确有道理,可是军使历来算无遗策,难道这一点他便没有料到?这不可能,可是……若军使料到了这一点,为何还要我等去解州设伏?这其中又有什么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