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年,忽然传出消息,说官府要清点红门局,于是陈阿三等人担心盗卖官府绸缎之事败露,便索性横下心来,趁一日夜间风起,纵火将囤积的大量次等布料全部烧毁,火借风势,也一并烧掉了红门局大半库房,并连累到附近民居,甚至差点烧毁了学政署。
之后陈阿三也不敢在杭州居住,便聚集亡命,出门做了盗贼,他们盗卖府库绸缎早已聚起大量财富,又有不少贩卖私盐之人加入其中,便即添置刀枪,甚至购进了不少鸟枪,一时横行浙北,再无忌惮。阮元到任之时,陈阿三等人听得风声,知道阮元之前就是浙江学政,又一向以清廉正直闻名,就想着给阮元一个下马威,才有了督院旗杆折断之事。却不想一行人竟由此露出马脚,阮元不仅没被这种恐吓行为吓倒,反而从各种蛛丝马迹下手反向搜寻,最终一举摧毁了这个为祸多年的匪帮。
看着这些供状,秦瀛也不禁叹道:“伯元,这次一举擒获这些贼盗,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不过我看这些贼人所犯罪行,只要坐实,首犯便只有凌迟一途。我臬司自然也要重新审理,可这给皇上的奏报,却要先准备上了。”涉及死刑必须上奏,这也是清代惯例,是以秦瀛有此一语。
“秦大人所言甚是,这些可以坐实的案情,我今日便即上奏。这些贼盗虽然嚣张,却并非浙江最大的祸患,之后要办的事,才是真正的大事啊。”阮元心中清楚,自己前来浙江,最重要的还是平定海盗、赔补亏空之事,所以对于其他剿捕之事,也想着早日结案,才能集中精力办理要事,也就听从了秦瀛的建议。看着剿捕之事已无异议,刘烒、秦瀛和延丰便也拜别了阮元。阮元也同孙星衍一道,将陈阿三一伙已坐实罪名一一上奏。很快,奏报便到了京城的嘉庆手中。
嘉庆看了阮元奏报,自是心中大喜,这日叫了三位军机大臣到养心殿来,一同讨论阮元奏疏。嘉庆说着陈阿三等人盗案之事,不禁喜道:“阮元这次在浙江所为,真是干净利落,办得好!短短一个月,乌鸦船盗匪、陈阿三匪帮相继落网,看来浙江????贼盗,也该销声匿迹了,该赏!若说美中不足之事,就是阮元毕竟初任巡抚,这罪刑议定,未免太过谨慎,只说够得上死罪,却不敢决断了。这陈阿三一伙首犯,依朕看来,个个都够得上凌迟!对此罪大恶极之人,又有何宽恕可言?便即传旨,依法在杭州处刑!”
庆桂看着阮元奏报,便即应道:“皇上明断,臣等自当遵旨。只是论功行赏之事,臣却觉得有些不妥,阮元到任方才一月,虽然有连擒两盗之功,可毕竟贼人人数不多,两股贼匪加起来还不到百人。若是皇上就这样赏赐下去,之后阮元若另有他功,便不好行赏了。臣以为,还是颁下玺书褒奖即可,还望皇上允准。”
“这……庆中堂所言,确也有道理。”嘉庆想想,这时便即加封阮元,确有操之过急之感,也就答应了他的建议,又道:“但这玺书褒奖,朕还是要办的,就拟旨吧。还有,阮元捕盗之事,朕也准备公示天下,阮元为何到任一月,便即连破大案?无非是准备充分,尽心办事了。可眼下天下各督抚,办事能务求周全者,能尽心为公者,又有几人啊?若是其他督抚州县都如阮元一般,哪里还有长新店遭劫之事?眼下贼盗丛生,已是事实,便无需粉饰太平,捕盗安民,才是当下要务!”
说着,嘉庆又取过一封奏疏,道:“此外,阮元却还有一道上疏,上面说浙江方面,最近多加查访,沿漕船工水手,大多薪酬不足,建议朝廷拟定数额,酌情增加工钱。这也是当务之急啊,若是船工水手都日益困顿下去,日后万一有不轨之人交结匪帮,可又要为祸民间了。董诰,最近你和朱珪也在筹办旗丁薪资之事,旗丁工钱可以涨一些,船工水手又有何不可呢?”
“皇上明鉴,若是旗丁水手薪资俱皆充足,他们自然会感念朝廷之恩,日后沿漕的种种舞弊之事,自然也可以有所改观了。”董诰道。
“可是皇上,眼下的情况,增加薪资,却是国用不足啊。”庆桂依然有些保守,道:“今年国库收入,尚不足两千万两,可川楚平乱,便已耗去三四千万有余,早已是入不敷出,这旗丁水手的工钱,虽说相比于朝廷岁入,乃是小数。但即便每人增银一两,沿河水手有近十万之数,也要多十万两的开支啊。这般开销,臣担心眼下的朝廷,已经承担不起了。”